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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晓 史聪聪 罗红艳:组织变革视域下世界一流理工科大学人文社会学科发展态势及其演进特征——以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为例
发布时间:2025-08-12
 伴随着后工业社会以及加速社会的临近,人文社会学科在理工科大学内部面临着严峻的合法性危机。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人文社会学科发展先后经历了国家逻辑主导下的“学科依附”、市场逻辑驱动下的“学科独立”、大学管理逻辑影响下的“学科整合”和学术逻辑作用下的“学科融合”四个阶段,呈现出学科组织目标由“依附”转向“融合”、学科组织结构由“分散式”转向“矩阵式”、学科组织功能由“单一教学”转向“教学、科研、社会服

  伴随着后工业社会以及加速社会的临近,人文社会学科在理工科大学内部面临着严峻的合法性危机。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人文社会学科发展先后经历了国家逻辑主导下的“学科依附”、市场逻辑驱动下的“学科独立”、大学管理逻辑影响下的“学科整合”和学术逻辑作用下的“学科融合”四个阶段,呈现出学科组织目标由“依附”转向“融合”、学科组织结构由“分散式”转向“矩阵式”、学科组织功能由“单一教学”转向“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一体化、学科组织文化忠诚由“缺失”转向“回归”等演进特征。以此为镜鉴,我国高水平理工科大学人文社会学科发展应由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等外部驱动向大学管理逻辑和学术逻辑内部驱动转变,加强学科发展的顶层规划,强化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彰显学科发展对人才培养职能的支撑作用。

  人文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全球化、大众化和市场化浪潮冲击下,大学组织结构由简单演变为复杂,大学组织功能也由传承知识发展到传授知识、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引领社会[1]。本质上,大学组织是遗传和环境作用的产物[2]。在全球化时代大学培养的拔尖人才不仅应具备较强的科学技术基础,还应拥有人文智慧和科技伦理。然而,伴随着后工业社会以及加速社会的临近,在功利主义办学理念主导下,人文社会学科在大学内部面临着严峻的合法性危机,理工科大学人文社会学科的萎缩尤为严重,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作为后发外生型发展中国家,我国理工科院校人文社会学科发展存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局面。在“赶超型”心态下,我国理工科院校要么简单套用理工科发展思路,采取“一刀切”的管理办法,使人文社会学科在资源获取上处于不利地位;要么盲目模仿文科院校或综合性院校发展人文社会学科的思路和模式,追求学科的“大而全”,不同院校间存在严重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3]。随着我国“双一流”政策的深入推进:一方面,不少高校在功利性价值驱动下,主动裁撤文科院系,片面地追求学科整体水平的提升,割裂了大学学科建设的整体性;另一方面,一些新型研究型大学坚信特色文科是培养综合型创新人才的基础,正在积极探索一流理工科大学文科建设的新路径。为积极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挑战,2020年我国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对新文科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文科建设不仅影响文科本身,而且影响理、工、农、医教育,更影响高等教育全局[4]。我国的西北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理工科高校先后发布“振兴文科”的战略规划[5][6]。理工科高校人文社会学科发展有其特殊规律,我国理工科高校的“文科振兴”实践迫切需要科学理论指导。

  在国际上,世界一流理工科大学办文科并不少见。北美的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亚洲的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欧洲的亚琛工业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等都坚持理、工、文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的协调发展理念。其中,欧洲的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idgenössische Technische Hochschule Zürich,简称ETH Zürich)作为世界著名的理工科院校之一,不仅理工科位居世界前列,其人文社会学科也具有较高的国际声誉[7]。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作为联邦制大学,与我国1952年院系调整后建立的部委属单科性和多科性理工科大学在组织模式上具有一定的共性。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学科交叉融合渐趋频繁,在学科发展逻辑由知识驱动转向组织驱动的背景下,从组织变革视角考察理工科大学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的态势和规律,揭示理工科大学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的特殊性及其特征,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大学是以学科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学术机构,通过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应用实现大学的职能。学科是对知识进行划分的一种基本单位,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将学科划分为不同的学科门类或类别。比如,我国学科目录当中包含14个学科门类[8];而QS排行榜将学科划分为艺术与人文、工程与技术、生命科学与医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管理5个大类[9]。从学科发展历史看,学科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被赋予更多的内涵,经历了从无到有成为分类工具、从虚到实直指知识领域、从内到外形成自身建制的嬗变[10]。从学科内涵看,学科处于不断的发展中,其内涵较不稳定。从赋权视角看,学科作为学术权力载体的功能愈发凸显;从知识视角看,学科是知识分化的逻辑体系;从组织视角看,学科是拥有多重功能嵌入高校的一种组织结构[11]。在当前知识生产模式转变背景下,大学学科建设应择选“组织化”路径实现学科组织发展[12]。大学学科组织和其他组织一样是一个目标明确、结构有序并同外部环境互涉的有机统一体,同样具有生命周期。一般会经历出现、成长、发展、衰退、消亡的过程,只有不断变革才能摆脱衰退甚至消亡的命运。组织变革(Qrganization Change)最早出现在企业管理中,被描述为运用科学管理方法对组织结构、规模等进行系统调整以提高组织效能的工具或手段。随着其应用范围逐渐扩大,组织变革被认为是组织为了适应环境、获得生存地位而进行的一系列变化过程。

  在实践中,组织变革极具复杂性和动态性,需要科学理论予以指导。美国学者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1951)针对相对稳定的组织变革环境提出了“解冻(unfreezing)-变革(changing)-再冻结(refreezing)”三阶段组织变革理论,认为组织成功变革需要对变化的环境予以解冻,然后进行一系列变革达到一种新状态,并对最优状态予以冻结使之保持长久。而系统变革理论则将组织变革置于更大的环境中,提出了“输入-过程-输出”模型,侧重于各变量间的相互关系。科特(Kotter,1996)更注重组织变革中的领导力,并将组织变革分为:建立紧迫感、设立领导联盟、制定愿景与战略、沟通变革愿景与战略、实施行动、创造短期成效、推动更大范围组织变革、重塑组织文化等八个步骤[13]。学科组织发展一方面具有相对稳定性;另一方面离不开其所处时代内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因此将帕森斯和巴纳德的组织与环境理论纳入其中,共同作为现代大学学科组织变革分析框架确立的理论基础。此外,考虑到在组织变革中,组织寻求“文化-认知”层面的共识是组织长久发展的根本[14]。本研究将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置于不同历史时期分别从学科组织目标、结构、功能、文化四个维度对其进行全面分析,深度剖析其在不同发展阶段下学科样态的差异及其演进特征,以期为我国理工科大学人文社会学科发展提供现实借鉴。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人文社会学科发展是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大学管理逻辑和学术逻辑等多重制度逻辑形塑下的结果[15]。总体上讲,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人文社会学科最初在国家逻辑主导下依附于其他学科,自身不具有学科发展的独立性;其次,在市场逻辑驱动下其人文社会学科开始解冻,实现了与其他学科的互补;再次,在大学管理逻辑影响下,通过变革实现了与其他学科的多样化整合;最终,在学术逻辑的作用下,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大学管理逻辑和学术逻辑四重张力趋于平衡,实现了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达到学科发展的“冻结”状态,充分展现了大学学科组织与外界环境间互涉的动态演变过程。

  (一)创校之初学科样态(1850s-1880s):国家逻辑主导下的学科依附

  现代大学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具有典型的行会、宗教性等特点,教学内容主要以神学为主,18世纪启蒙运动使大学的教学重点从神学和古典学科转向科学。随着19世纪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技术和自然科学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欧洲国家开始建立新大学以满足社会需求。瑞士于1848年成为统一的联邦制国家,其高等教育基本上由各州负责,在当时几乎没有可以被称之为大学的机构,多数求学者被迫到德国、法国等国深造,瑞士急需创建一所能够与欧洲知名大学相竞争的国立大学。早在18世纪,伊萨克·艾斯林(Isaak Iselin)等启蒙者就怀揣着为瑞士人提供高等教育的爱国梦想。1798年时任赫尔维蒂共和国教育部长菲利普·阿尔伯特·施塔普费尔(Philipp Albert Stapfer)曾提出建立赫尔维蒂“中央学校”的想法,学校不仅有医生、立法者、法官,而且有建造者和工程师[16]。由于高等教育与联邦国家发展密切相关,瑞士联邦新议会在第二次会议上就详细讨论了是否应在州立大学外建立一个国家教育机构的问题。然而,由于瑞士的多语言制,法语区担心高等教育的“德国化”,天主教教派以及农村各州一方面害怕来自国立大学的竞争,另一方面也希望避免遭受日内瓦、伯尔尼、巴塞尔和苏黎世等新教城市中心的文化支配,该法案极具争议。1854年联邦议会对设计高等教育条款进行讨论时,因建立国立大学比理工学院更受争议,导致瑞士建立国立大学的想法迟迟没有落定,最终经过谈判以建立联邦理工学院得以解决(1)[17][18]。放弃大学的古典学科是创建联邦大学的必要条件,这一方案与新兴技术工业现代化直接相关,联邦理工学院旨在为未来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创造知识,同时承担提高国家精英专业化水平的人才培养职能。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创建之初由建筑、土木工程、机械工程、化学和林业六个学院以及一个整合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的机构组成[19]。为了弥补对创建国立大学梦想的让步,联邦政府颁布的第一部《联邦理工学院章程》规定,除了“最重要的现存语言文学”外,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还需教授部分政治史、艺术史、政治经济学和法律等内容。因深受中世纪欧洲大学学术传统影响,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在组织形式上采用“讲座制”,其人文社会学科主要依附于综合学院,设有语言与文学、历史学、法律和经济学7个教授职位(2)。哲学(当时被称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和经济学科目在当时被称为“高等技术教育的辅助学科”。传统上,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人文社会学科的教学主要以自由科目的形式进行,对于学生来讲,除了要参加专业讲座外,每学期都必须至少选修1门人文学科课程,而法律、经济学等其他科目则没有作为“必修选修课”纳入各系的培养方案之中[20][21]。

  整体上讲,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人文社会学科最初是在国家逻辑作用下成立,主要依附于其他学科而存在,其自身不具有独立的学科身份和地位,也未形成明确的学科发展目标,承担的主要是人才培养的辅助性功能,相关教授既缺少对学科的归属感,也缺乏对学校层面的认同。

  (二)解冻阶段学科样态(1880s-1970s):市场逻辑驱动下的学科独立

  自19世纪中叶以来,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作为一所联邦大学,为瑞士国家建设及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技术人才。虽然技术人员为瑞士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就业市场上与医生、公职人员等相比其始终面临着“地位低下”的困境。技术人员要想顺利步入职业生涯,还必须通过各州监管的专业考试,技术人员“地位焦虑”现象在欧洲其他国家以及美国同样存在。为了提高技术人员的声誉地位,毕业生们成立了联邦理工学院前学生协会(GEP,Gesellschaft Ehemaliger Polytechniker),充当“工作安置”中介,帮助理工学院的学生尽可能地进入较高的新兴职业序列,然而这些做法并没有使技术人员的社会地位得到明显的改善。

  20世纪前半叶,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虽然瑞士始终保持中立,但战争的爆发引发了社会层面反技术文化的批判,战后人们逐渐开始反思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模式。以专业教育为传统的理工科院校首要目的是提供“完整的教育”进而培养文明人。只有扩大技术人员的知识视野,促进其全面发展,才能使技术人员有资格承担领导职务从而获得社会声望,而这些都需要加强“通识教育”。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于1929年前后将人文社会学科调整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第十二系(Die Abteilung XII),主要提供与学校核心学科相“互补”的教学(3)。此外,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从建校起就开始培训专业军官,随着民兵和专业军官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扩大,1929年军事部门发展成为学校第十一系——军事科学系。在20世纪70年代的“伦茨堡会议”(Lenzburg-Tagungen)上第十二系一再要求将“古典”自由科目更多地融入教学,但并没有引起学校的足够重视[22]。

  二战后,战争期间的惨重教训引发了人们对科技伦理问题的反思。人类社会问题的产生不仅是因为科学技术不够发达,还因为科学技术之外的智识资源不够发达,诸如国防、经济、工业、政治等重大问题都需要把技术与社会联系起来分析。人类正在进入一个科学、工程与管理复合的时代,解决复杂工业管理问题需要有科学、工程与管理背景的复合型人才,而这类人才是匮乏的。同时,解决社会问题需要大量的研发资金,虽然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资金大部分来源于联邦政府,但是在一战期间,因整个欧洲都处于战争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政府财政的拮据,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也通过混合金融机构(mischfinanzierten Institute)来减轻科学研究的投资风险。随着科技进步的加速,技术研发对资金的需求远超出了个别公司的承担能力,私营部门在20世纪30年代也开始采用以项目绩效导向为特征的新资助形式[23][24]。为应对技术与新兴业务之间的统一,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于1928年建立了商业科学研究所(Betriebswissenschaftlichen Instituts,BWI),并于1954-1975年间对研究科目进行了扩展[25]。

  传统上,瑞士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各司其职,高校之间无需开展竞争。然而,1969年联邦政府接管了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加之受全球化发展和市场力量的影响,以新自由主义、新公共管理理念为核心的全球理性神话对瑞士的国家管理逻辑造成了冲击。瑞士联邦政府更加注重高校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效率至上、减少国家干预的市场逻辑逐渐占据瑞士大学改革的主导方向,瑞士政府开始通过赋予学校更大办学自主权、引入竞争性经费拨款、加强问责制等途径对大学进行市场化改革,使大学之间展开竞争从而提高办学效率[26]。另外,商业与科学之间出现了通过技术转让促进创新的新型渗透模式,就业市场也越来越多地要求技术人员拥有多学科的技能。而当时的人文社会学科除了法律、经济学学科能够紧密地融入学校其他各部门外,人文社会学科仍然扮演着与其他学科之间“互补”的角色[27]。本身不具有独立的学位授予权,承担的主要是辅助性的教学和以服务为导向的应用型科研职能。

  在解冻阶段,两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形态的变化使得人们开始关注科学技术以外的智识资源。就业市场的变化使得人们意识到人文社会科学元素对塑造技术人员的重要性。整体来看,在“解冻”阶段,相比于国家逻辑、大学管理逻辑和学术逻辑,市场逻辑是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人文社会学科变革的主要推动力。

  (三)变革阶段学科样态(1970s-1990s):大学管理逻辑影响下的学科整合

  进入20世纪80、90年代后,以新自由主义、新公共管理理念为代表的市场逻辑逐步渗透到瑞士的国家管理逻辑,瑞士联邦政府开始下放学校管理权提升学校之间的竞争力。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逐渐形成以权力等级制、追求效率为导向的大学管理逻辑,学校层面统筹战略规划,下属单位负责执行。1997年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规划委员会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2011年学术愿景”(Akademischen Vision2011 der ETH Zürich)中指出今后学校的人文社会学科应“面向工程和自然科学的需要,促进与其他学科的整合”,从学校发展战略上为人文社会学科确定了清晰的发展目标。

  在学校外部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的推动下,大学逐渐变为面向市场竞争的组织,需要通过科层制来提升管理效率。加上瑞士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深入推进,学校层面很快做出了组织结构的调整,逐渐取消讲座制,采用“大学-学院-学系(研究所)”的三级组织结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十一系的研究和教学领域已从工程转向人文社会科学(安全政策和战略研究、军事教育学和修辞学、瑞士军事历史、社会与军队以及武装部队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末学校将第十二系下的人文科学、法律和经济部门以及第十一系合并为一个新的单位——人文、社会和政治科学系(Departement für Geistes-,Sozial-und Staatswissenschaften,D-GESS)。同时以三年制文凭课程的形式与前军事学校(Militärakademie,MILAK)共同培训职业军官(4)[28]。为了更好地发展人文社会学科,学校执行委员会在20世纪90年代末又发起了关于人文社会学科作用的内部讨论,并邀请国际专家组进行外部评估。1999年学校管理层(Schulleitung verabschiedeten)颁布了“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人文、社会和政治科学行动计划”(Aktionsplan Geistes-,Sozialund Staatswissenschaften an der ETH Zürich)[29]。

  为了回应外部社会环境变化引发的对复合型人才的多样化需求,如何形成与技术大学相适应的管理课程是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商业科学研究所亟待解决的问题。当时瑞士高校提供的仅是普通MBA课程,Fritz Widmer和Hugo Tschirky教授代表学校前往美国进行访问和学习,希望寻求到技术与管理相融合的教育途径。在全美400多所MBA学校中仅有大约20所技术大学以“工程管理”“技术管理”等内容为主提供培训,其他大部分学校的课程主要集中在营销、金融和综合管理的需求上,并没有充分考虑到技术和创新驱动型公司的特殊需求。当时欧洲普通MBA课程项目约为30个,而以技术为导向的管理课程仍然鲜为人知。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商业科学研究所于1989年向学校提交了一项题为“ETH管理教育”的提案,提出了创建“工程商学院”(Engineering Business School,EBS)的诉求。工程商学院被规划为一个领先的教育机构,主要面向技术大学的学生和毕业生开放,其教学和研究重点集中在技术、创新驱动型公司及各级管理上。工程商学院一方面通过各种MBA课程和高管研讨会传授相关技能,使他们能够执行公司管理任务;另一方面,对技术和创新驱动型公司的关注为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树立了区别于简单以商业为导向的大学形象。虽然学校层面非常认可该项提案,但是并没有采用激进式变革,而是首先提供为期9周的高级行政管理课程进行初试(5),在取得成效后又启动了“领导力能力计划”。随着“工程商学院”计划的成功实施,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于1989年成立了“工业管理和生产科学”(Abteilung Betriebs-und Produktionswissenschaften,IIIE)部门(6),以继续实施“工程商学院”计划[30]。

  在变革过程中,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通过强化学校层面的统筹领导,实施内部组织结构改革来实现组织变革目标。其整个变革过程客观上遵循了科特的组织变革八阶段模型,积极探索与学校整体发展战略相适应的特色文科,获取学科发展的合法性。虽然大学以自上而下的方式,通过统筹规划、改变组织结构使学术权力上移提升了办学效率,但一定程度上与追求学术自由、遵循学科自身发展的学术逻辑发生了冲突。

  二战以前,科学技术发展已经同时出现了专业化与跨学科化的趋势。二战后,更多地是解决现实中的复杂问题,某种意义上讲,二战加速了跨学科的协同创新。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学科间交流渐趋频繁,战争期间学校层面通过组建各种样式的跨学科研究所来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但是就学科自身发展而言,教师形成的忠于学科的学术文化使学科组织结构回归了传统的系科模式。而组织变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并不是组织在实施具体行动后就意味着变革的结束,组织必须强化新的行为方式和组织形态,并使之成为组织文化的一部分。如果缺乏“冻结”阶段变革的成果,组织变革就有可能消退甚至回到初始的组织样态。在“冻结”阶段,人文社会学科更多地是顺应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在学术逻辑的主导下,使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大学管理逻辑、学术逻辑四者趋于平衡,实现与其他学科的有机融合。

  为了缓和大学管理逻辑与学术逻辑的冲突,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采用学部制组织架构,一方面保留传统的院系结构维持大学稳定、连续的运转,另一方面在外围扩展跨学科组织形式。同时,跨学科研究在起步阶段多是以项目资助为起点,并不具有实体化组织,在科学范式发展成熟后才考虑是否对其进行实体化建制。在此背景下,人文社会学科归属于管理与社会科学学部,下设人文、社会和政治科学系和管理、技术和经济系,主要通过形成“ETH”教学能力中心(跨校际联合式)、行为科学研究所(学院内嵌式)、“ETH”风险中心(校内独立建制)、环境决策研究所(学院联合式)等多种跨学科组织形态以应对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31]。

  为了进一步提升技术人员的职业形象和社会地位,2000年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引入“必修选修课”。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必须从人文、社会和政治科学相关课程中获得一定数量的学分,使人文社会学科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人文、社会和政治科学系通过“通识教育”融入到学校人才培养过程,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使学校毕业生能够运用所学知识灵活面对变化的社会环境[32]。在科学研究方面,人文、社会和政治科学系形成了与学校层面重点战略领域相契合的行为(行为科学)、治理(政治学)、知识(人文科学)以及法律与经济学四大研究主题。自2003年以来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人文、社会和政治科学系的学术自主权逐渐增大,新任命的教授被授予苏黎世大学客座博士学位的权力。院系拥有独立授予博士学位的权力,并专门引入了面向人文社会学科的跨学科博士学位项目。同时将职业军官培训的三年制文凭课程调整为三年制政治学学士学位课程。人文、社会和政治科学系于2012年开始招收本科生,专业为公共政策,授予文学学士。如图3所示,整体上看,除工程科学在校生数呈增长趋势外,以建筑与土木工程、自然科学与数学、面向系统的自然科学为代表的理工学科类在校生整体呈下降趋势,而管理与社会科学学科类的在校生人数较为稳定。如图4所示,具体到管理与社会科学内部不同教育层次看,截至目前除管理技术和经济学系无本科专业外,无论是人文、社会和政治科学系的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在校生数还是管理技术和经济学系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校生数均呈大幅度增长的趋势。

  2004年联邦政府对“ETH法案”进行了修订,进一步增强了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办学自主权,该法案允许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直接参与公司营销及开发新技术,并指出要拓宽科技成果转化的渠道。在此背景下学校于2004年成立了管理、技术和经济系,该系主要从事管理、经济学、创新、系统动力学和风险方面的基础和应用研究,旨在提高对技术的理解,形成自然学科、工程学科与社会学科之间的桥梁,真正将卓越的学术成就应用于实践[33]。如图5所示,自管理、技术和经济系成立以来,学校通过第三方的融资金额持续上升,成为学校办学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之一,社会服务职能在学校层面上受到了重视,人文社会学科的功能由教学、科研向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一体化拓展。

  整体上讲,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人文社会学科主要在学术逻辑的驱动下,经历了知识与组织层面的艰难探索和不断创新,实现了组织功能的分化。一方面,其积极拓展社会服务职能,通过科研成果转移、转化反哺了科研和教学,使人文社会学科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之间形成了一体化的生态价值链,促进了学科组织间关系的调整,获得了其他学科对其认可度的提升;另一方面,其以高质量的研究形塑“通识教育”,通过对学校整体人才培养职能的支撑,深度嵌入学校整体发展框架中,人文社会学科的学者也相应地实现了对学科与组织忠诚的修复和回归。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人文社会学科注重通过学科组织层面的变革,通过与外界制度环境间的互涉,展现“自组织”与“他组织”耦合过程[34]。在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大学管理逻辑和学术逻辑四重张力下,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人文社会学科获取了学科发展的合法性身份,具备了与其他学科之间进行跨学科合作的能力,由学校学科发展的“边缘”跻身于学校学科发展的“中心”。

  纵览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人文社会学科发展演变的历程,在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大学管理逻辑、学术逻辑四重张力下,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人文社会学科通过提升战略定位,助推学科发展由“依附”转向“融合”;重构组织形式,实现学科组织结构由“分散式”转向“矩阵式”;激活内部动力,推动学科组织功能由“单一教学”转向“教研服务”一体化;重塑组织文化,促进学科与组织忠诚由“缺失”转向“回归”。

  变革管理理论的倡导者非常注重领导力对组织变革的影响,他们认为卓越的领导者是组织变革成功的关键。一流学科的形成不仅需要依靠学科发展传统及其实力的积淀,还需要战略型领导者在宏观层面上对学科发展权力及资源配置战略进行科学选择。大学发展战略在客观上决定着不同学科的话语权及资源的获取。创校之初,为了拓宽学生的视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人文社会学科依附综合学院,设有部分人文社会学科教学科目的几个教授职位,作为高等技术教育的辅助学科,以自由科目的形式进行教学,主要是提供与重点学科领域互补的人文社会科目的教学,其本身不具有独立的学科身份和形式。

  一战后引发的反技术文化批判以及20世纪30年代学校的国际化问题成为社会各界争论的焦点。出于扩充通识教育和促进民族融合等方面的现实需求,1929年前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将人文社会学科整合为第十二系,但仍主要提供与学校核心学科相“互补”的教学,并没有引起学校的重视。直到1978年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前校长兼化学家海因里希·佐林格(Heinrich Zollinger)以独特的战略眼光,认识到人文社会学科对学校发展的重要性,并将其提升到学校发展的显著地位,实现了由“对其他学科间的依附”向“与其他学科间的互补”的发展目标转变。

  20世纪80、90年代,为了回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完善通识教育,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通过增加新教授职位以及提供更多的资源支持对第十二系进行了扩充,初步形成了多样化的研究领域。Fritz Widmer、Hugo Tschirky等学科带头人以超前的胆识将美国“技术与管理融合”“工程商学院”等新理念引进到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为人文社会学科与其他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提供了机遇。此外,在90年代末学校执行委员会通过发起关于人文社会学科作用的内部讨论,实施人文社会学科的跨学科计划,希望与技术和科学联系起来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实现了由“与其他学科间的互补”向“与其他学科间的整合”的发展目标转变。

  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学科交叉融合渐趋频繁,大学内部传统侧重于承担人才培养职能的“校-院-系”组织模式面临着严峻挑战。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开始采用学部制组织架构,将人文社会学科由原来的第十二系整合为管理与社会科学学部,下设人文、社会和政治科学系和管理、技术和经济系,更加注重与其他学科间的交叉与融合,主要通过形成跨校际联合式、学院内嵌式、校内独立建制、学院联合式等多种跨学科组织形式,目的是为未来的建筑师、自然科学家、工程师和数学家开辟新的视野,使他们能够在变化的社会中对所学知识进行灵活运用,实现了由“与其他学科间的整合”向“与其他学科间的融合”的发展目标转变。

  大学组织作为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之一,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大学学术组织先后经历了以讲座制为中心的“德国模式”,以学系制为中心的“英美模式”,以及当代各具特色的学院制、学部制、学群制等组织模式[35][36]。通过考察大学学术组织演变的历程,不难发现,学科知识的分化与综合、大学职能、政府与大学关系以及大学规模的变化都对学术组织的变革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深受德国模式的影响,最初在校内实行的是“大学-学院-研究所(讲座制)”三级组织架构。进入20世纪后,一方面传统的组织架构无法满足高等教育大众化引发的对入学机会急剧增长的需求;另一方面,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学科在高度分化的同时又出现了相对综合化的趋势,不断涌现出新的交叉学科,许多现实问题需要多学科共同解决[37]。由于讲座制下行政权力主要集中在组织顶层和基层研究所的个别教授手中,不利于与外界的互动。1987年,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模仿美国模式开始将学校重组为“大学-学院-学系”的矩阵式结构[38]。采用学系制,淡化了讲座教授的个人权威,使学术权力主要集中于中层,更倾向于依据知识本身的需要创建或撤并。虽然这种组织架构在1993年被废除,但1987年的引入致使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权力结构重大转变所带来的学科组织灵活性效果却是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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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1999年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取消学系,采用更大的学术单位——学部来代替学系,以避免对大学学术组织整体性的破坏[39]。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按照学科属性划分为五大学部(建筑与土木工程、工程科学、自然科学与数学、系统的自然科学、管理与社会科学),人文社会学科获得了与其他理工学科相并列的显著地位。与此同时,为了避免一些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可能会因为规模、期限等原因不适合采用院系结构而陷入专业领域的夹缝中,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在不同学科内部又建立了对应的组织化研究单元(Organizational research unit,ORU),整体呈现“大学-学部-系所(跨学科、跨部门研究机构)”的组织架构[40]。

  整体上讲,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为顺应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主动通过对学校组织结构的重组,实现了学术组织从“大学-学院-研究所(讲座制)”到“大学-学院-学系”再到“大学-学部-系所(跨学科、跨部门研究机构)”的转变,为其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具体到学科组织形式上讲,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人文社会学科也实现了从“分散式”到“松散式”到“体制化”再到“矩阵化”的跨越,实现了组织结构由简单向复杂的演进,真正有机嵌入学校的组织架构下,成为学校组织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创校之初的教学模式就与当时权威的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Karlsruhe)所代表的德国模式不同,其优先设定了两个事项:学校的重建不仅注重数学和科学科目的扩展,而且针对文学、政治经济学科目也有所创新,将这些学科与理论数学和“第六系”(Sechsten Abteilung)的自然科学相结合,培植与理工科相适应的特色人文社会学科。但是,当时教学与研究部门处于分离状态。后来受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提出的教学、研究相统一原则的影响,学校于1989年将负责研究的组织部门与负责教学的组织部门进行合并,促进了教学、研究职能间的统一[41]。虽然学校层面对人文社会学科的重视程度在逐渐加大,然而正如1999年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人文、社会和政治科学行动计划”所述,“直到90年代末,人文社会学科的相关课程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选修范围中仍然非常有限”。

  近年来,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人文、社会和政治科学系通过“必修选修课”的方式将“通识课程”融入人才培养方案(9)。同时,人文社会学科组织内部不断进行自我革新:一方面,建立了新的跨学科工程学位课程,将工程基础知识与人文社会学科内容相结合,以促进全面跨学科教育的真正实现;另一方面,加强对传统专业进行改造升级,设置诸如“管理、技术与经济学理学硕士等交叉学位”保持组织内生动力[42][43]。

  整体上讲,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人文社会学科不断进行自我革新,激活组织内部动力,实现了从最初为其他学科专业人才培养提供几门课程的依附性地位到拥有独立授予学位权力,并可以进行相关科学研究再到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一体化的跨越。在具体的组织变革过程中,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人文社会学科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功能分化,其人文、社会和政治科学系更侧重于人才培养,承担着通识教育的任务,而管理、技术和经济系则更侧重于社会服务,主要通过与市场联系促进资金融通。

  在组织变革过程中,组织除了获取正统的结构和合法性身份外,寻求“文化—认知”层面的共识是组织实现长久发展的根本保证。学科组织文化往往以学者个人价值观为基础,与学科组织使命相适应,同时又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学者与一般的职业群体之间最本质上的区别体现在不仅需要忠诚于其所在的单位,还要忠诚于其所属的学科。学术单位一般通过为学者提供教学科研的基本保障来获得学者对其的忠诚度;对学科毕生的追求以及被学术同行认可往往是学者从事教学科研的内在动力。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学者们往往会选择学科忠诚而放弃组织忠诚[44]。学者作为学科发展的重要构成要素,身份认同和个体责任感对其富有成效的开展科学研究产生着多方面的影响,学科组织变革过程中如何通过组织文化的重塑,有效提升学者对学科组织和学科本身的忠诚度显得尤为重要。

  人文社会学科最初作为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边缘学科,依附于其他学科而存在,本身不具有独立的学科组织形态和学科发展地位,学者们仅是讲授一些课程,无论是对学科的忠诚还是对单位组织的忠诚,均处于严重的缺失状态。苏黎世联邦理工学在创校之初招募了众多外籍教师,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主义的复兴导致了相关人员的大量辞职。在战后意识形态重塑过程中,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逐渐意识到了人文社会学科在社会融合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开始有意识地提升人文社会学科在学校学科整体发展中的地位。

  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界限日趋模糊,新知识只能在应用场景下通过团体协同攻关才能产生。面对当下和未来复杂的全球化挑战,科学工作越来越需要合作。为了提升学者们对学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一方面通过创造多元化的学习和工作环境,使各个层面的多种角色,如学生、科学技术或行政人员都能融入到创新活动中;另一方面,积极塑造欣赏、尊重和包容的文化,使“ETH社区”的所有成员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互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人文社会学科在招聘教授时,教授任命委员会不仅会考虑候选人在教学和研究方面的卓越表现,还会将领导和社交能力纳入到新聘教授的评价体系之内。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还针对诸如博士、博士后等早期职业研究人员提供一系列的项目资助和制度保障。

  整体上讲,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人文社会学科一方面加强学科组织结构的完善,提升学者们对学科的归属感;另一方面,随着学科组织结构的完善,人文社会学科的功能由单一的教学向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一体化转变,人文社会学科在学校学科发展体系中合法性地位渐趋巩固,日趋成为学校学科发展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学者对单位的忠诚度也获得了稳步的提升。通过学科组织文化的重塑,人文社会学科学者的个人学科追求与人文社会学科乃至学校学科整体发展目标实现了有机统一。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作为联邦制大学,与我国1952年院系调整后创立的行业特色型单科性和多科性理工科大学类似,主要定位于面向行业为国家培养技术人员,创立之初的人文社会学科主要依附于其他学科组织,在学校学科发展的整体规划中缺少存在感,学科发展目标较为模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在市场逻辑的驱动下,人文社会学科发展开始解冻,在遵循大学管理逻辑和学术逻辑规律下,通过系统性的组织变革,在学科发展战略上,注重顶层系统规划;在组织形式上,注重学科交叉融合;在学科发展定位上,注重对人才培养职能的支撑。这对我国当前高水平理工科大学“文科振兴”实践具有重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注重学科发展战略规划是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人文社会学科卓越发展的成功经验之一。作为联邦制大学,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在创校之初就注重人文社会学科科目教学在学校整体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并通过国家行政逻辑在学校层面上加以强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深入推进,在市场逻辑驱动下,学校在遵循大学管理逻辑和学术逻辑规律基础上对学校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目标进行了重新定位。学校将人文社会学科提升到学校学科发展的全局进行整体设计,赋予人文社会学科独立的学位授予权,助推其在学校学科发展体系中获取合法性地位,强调的是人文社会学科自身发展的专业化权力,而不是学校其他学科的配衬或点缀,在校内资源获取上并不存在着厚此薄彼的差别化对待,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完善的制度保障。

  作为后发外生型发展中国家,我国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的人文社会学科在发展实践中主要是受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和大学管理逻辑等工具性价值驱动,大学内部的学术逻辑始终没有被得到应有的重视,人文社会学科在学校学科发展整体层面上缺少清晰的发展定位。一方面,改革开放后我国理工科大学在人文社会学科恢复和重建过程中,在追求综合化办学理念主导下,片面地追求人文社会学科覆盖面的“大而全”,在学校层面上对人文社会学科的办学目标缺少系统性设计;另一方面,受1999年开始实施的系统性扩招政策影响,在高等教育资源投入相对不足的条件下,我国主要以高等教育规模作为资源配置标准,理工科高校在功利性价值的主导下大量举办办学成本低、市场需求量大的人文社会学科类专业,导致人文社会学科发展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降低了人文社会学科整体上的办学重心,导致其在学校整体学科发展中始终处于“边缘化”的不利地位。

  按照系统论理论,学科组织作为大学有机体的组成部分,本身具有一定的结构,大学组织各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大学组织整体发挥着必不可少的功能。大学组织结构是承载大学功能的物质载体,大学组织结构的样态,在客观上决定着大学功能实现的程度。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在发展过程中,除了注重纵向的“大学-学部-学系”传统组织结构建设之外,还非常注重以问题为导向创建横向的跨学科研究机构,从而构建出纵横交错的矩阵型组织结构体系,有效打破了狭隘的学科边界,实现了文-理学科间、文-工学科间、文-文学科间的交叉与融合。具体到人文社会学科发展而言,其在组织结构上形成以传统院系机构为“纵向网络”、以跨学科机构为“横向网络”的矩阵式组织结构体系,传统院系组织单位主要侧重于承担人才培养的职能;跨学科机构主要侧重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职能。

  由于国情的特殊性,我国理工科高校在内部组织结构上采用的也是欧洲大学传统的“大学-学院-学系”组织结构模式,权力在大学组织内部主要被控制在宏观的学校层面,中观的学院和微观的学系层面办学自主权严重不足,再加上目前我国大学学科整体上划分过细,大学内部各个学科单位犹如大海中的一个个孤岛,相互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系和沟通,不仅不同院系之间的文-理学科、文-工学科间难以实现交叉融合,即便是同一院系内的文-文学科之间,也存在着清晰而明确的学科界限,在课程、师资资源上难以兼容和共享。我国理工科大学内部现存的科层化学科身份建制不利于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无法支撑我国高水平理工科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职能的实现。

  大学同时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引领等职能,其中,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核心性和基础性职能,是其他职能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的功能定位注重凸显服务于学校整体人才培养职能的需要。按照托尼·比彻提出的关于知识的分类框架,知识划分为纯硬科学、纯软科学、应用硬科学和应用软科学四类,其中,纯软学科领域的知识发展具有重复性,知识结构呈现为有机与整体的结构,注重特殊性和复杂性,具有个人色彩,价值观影响明显;应用软科学强调知识的功能性、功利性,通过软性知识获得技能,关注职业实践[45]。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人文社会学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具有学位授予权,主要通过通识教育的形式支撑学校层面优势学科的人才培养职能,在获得独立学位授予权之后,在办学重心上主要侧重于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人才的培养,通过研究和社会服务来进一步反哺教学。而且,学校人文社会学科在功能上也存在一定的分化,纯软学科范畴的人文社会学科侧重于通过研究反哺教学,应用软科学范畴的社会科学学科则通过社会服务拓宽资金融通的渠道,进一步反哺科研和教学。

  在现行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下,我国理工科大学人文社会学科虽然也同时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职能,但是与其他综合性大学相比,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理工科大学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相对滞后,主要承担的是单一学科内的人才培养职能,其整体的研究实力和社会服务水平相对较低,学科发展对学校整体人才培养职能的支撑度非常有限。在大学内部,与理工科其他传统优势学科相比,办学层次和重心相对偏低,在办学资源的获取上处于边缘化地位。我国理工科大学人文社会学科发展主要受外在的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和大学管理逻辑等功利性价值的驱动,从整体上来讲,目前其承担的主要是补偿性发展模式下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任务的单一学科性人才培养职能,与我国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需要的拔尖创新型人才培养使命之间尚存在很大差距。

  高水平理工科大学是我国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和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学科建设具有内在的完整性,尤其是人文社会学科对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的整体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在人文社会学科发展实践中应该注重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大学管理逻辑和学术逻辑等多种驱动力量间的平衡,尤其要注重由传统的国家逻辑、市场逻辑等外部驱动向注重大学管理逻辑和学术逻辑等内部驱动转变,加强学科发展的顶层设计,在学科组织形式上注重学科交叉融合,在学科发展定位上注重凸显对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支撑,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科技和人才支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