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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凯生:金融业的对外开放 拉开了一个新的大幕
发布时间:2026-07-20
 这个文件明确说,服务业要重点放宽银行内金融机构、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保险机构、保险中介机构外资准入的限制——这个线月份我们就说了。  去年7月份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当时说,要积极地推动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并且分析认为,现在我国开放的重点与过去有所不同了,即过去开放的重点是制造业,通过竞争带来优化和繁荣,现在外国要参与我们的金融服务业,也会通过竞争机制来促进优化和繁荣。

  这个文件明确说,服务业要重点放宽银行内金融机构、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保险机构、保险中介机构外资准入的限制——这个线月份我们就说了。

  去年7月份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当时说,要积极地推动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并且分析认为,现在我国开放的重点与过去有所不同了,即过去开放的重点是制造业,通过竞争带来优化和繁荣,现在外国要参与我们的金融服务业,也会通过竞争机制来促进优化和繁荣。

  下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说法:党中央对金融开放已经明确了顶层设计,要合理安排开放的顺序,对那些有利于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有利于增加金融有序竞争,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的举措可以加快推进;对那些情况复杂,不确定性比较大的举措要慎重行事。他说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下一步可以考虑调整对外资在银行、证券、保险业的一些规定和做法,在设立的形式、股东的资质、持股的比例、业务的范围、牌照的数量等方面给予更大的空间,让金融业开放早日见到实效——这是习去年7月份说的。

  因为有了党中央、国务院的设计,后来才有了去年年底的朱光耀部长的宣布,也才有了今年人民银行领导同志的正式的宣布。所以我们要意识到,金融业的对外扩大开放,绝对不是哪个部门、哪几个人所决定的,而是中央的大政方针,是的战略决策,这也不完全是为了应对当前中美贸易冲突的应急之策、权宜之计。

  它既是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我们继续要深化改革,继续要扩大开放的一种态度的宣示,是坚持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反对单边主义、坚持多边合作的一个态度的宣示,也是为了进一步促进和提升我国金融业的竞争能力、金融业的服务水平,是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健全我国金融企业制度的需要。

  大家都知道十九大提出要建立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其中实际上就包括要建立现代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体系。

  第二个问题,扩大金融开放究竟会不会给我国的金融安全带来威胁或者造成影响?

  我认为,关键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工作做得如何,即自身的水平到底怎么样。进一步扩大开放并不等于不设防,也不等于进来以后无监管或者无法监管。

  去年7月份,习在金融工作会议上有一段话,专门讲了扩大开放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及我们怎么应对。说,在推进金融业开放的同时,要维护好国家的金融安全,我们要借鉴美国等国家的做法,在实践中完善外资安全审查等机制,构筑第二道防线,强化基于国际监管标准的持续审慎监管,在控制和化解风险上掌握主动权。

  他紧接着就说,同时我们要注意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建立外资安全审查机制;第二个是要构筑第二道防线,用我们内部的说法,就是要建立一个非股权比例限制的门槛——我们现在降低的是股权比例限制的门槛;第三个是进来以后要实施持续的审慎监管。

  如果我们以为一扩大开放,一降低市场准入的门槛,然后外资金融机构就可能一哄而入,就会一下子控制住我国金融业、银行业的命门,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要充分认识到,前一轮开放的实践经验提示我们,扩大金融开放只要把握得当,不见得会导致多大的风险。

  2004年前后,这几大银行纷纷地进行了财务重组,进行了股份制的改造。除了农行以外,在股改的同时都引入了外资——境外的战略投资者。

  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拿工商银行举例来说,工商银行现在是海内外资本市场同时上市的公众公司,既在上海上市,也在香港上市。

  我们2006年上市的时候,股权结构大体是这样的:财政部分和汇金分别持有工商银行股权的35.3%,也就是加在一起70.6%,还不考虑社保,还不考虑其他的国有企业的投资,也就是说,真正的国有大股东,财政和汇金是70.6%。当时我们引进了境外的战略投资,包括美国的高盛、德国的安联,美国的摩根大通,他们合计占了工商银行股权比例的7.24%——我们国有股权70.6%,他们是7.24%,另外还有其他的小股东、公众股。

  当时财政和汇金入股的价格是1块钱一股进来的,而境外的战略投资者是1.22元进来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是1倍,一个是1.22倍卖的。

  到现在为止十几年过去了,这个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的财政汇金的股权70.6%,变成了现在的69.31%,下降了0.75个百分点。但这不是由于外资扩大了他们的股比,而是由于我们在资本市场上发行可转债,进一步增资的时候,有一轮财政和汇金没有跟进,所以有点摊薄,但也是只摊薄了0.7个百分点。

  外资现在是什么情况?他们在我们限售期限解禁之后,战略投资已经全部退出了。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退出是不是意味着境外投资者获取了暴利,从中国的资本市场上走了?我认为,他们占的股比是小股比,如果说他们赚钱了,实际上我们的股东也是赚钱的,这一点是不容质疑的。至于在什么时候退出、你退没退出、我们能不能退出、该不该退出,那是另一个问题——这是工商银行的情况。

  农行、中行、建行、交行实际上大体上都是一样,都是从当时70%、68%、69%,现在变成69%、68%,就是说下降了1个百分点或者零点几个百分点。

  同时农行财政部的股权、汇金的股权到目前为止是增加的。基于以上这么多数字,可以有这么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看来上一轮的金融开放,几大银行对外资战略投资者打开了大门也好、小门也好,十几年下来,起码没有造成它们能够控制住我们这几大银行的这么一个局面,这个结论是可以存在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公司治理机制。比如说我们的董事会,最多的时候我们有14个人,外资才一个人,对此我们董事会通过的议案,我们党委事先都有研究。但是仅从股权比例上来说,这十多年来似乎也证明了一条,外资想通过入股掌握我们的银行控制权,恐怕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关键问题在哪里,我们的股权比例下降一个或者零点几个百分点,对我们有什么提示?

  在开放过程中,我们的原股东和汇金,或者我们其它国有企业的原股东愿不愿意出让股权?愿意出让多少股权?这一点很重要。

  在正常的企业经营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即需要增资扩股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及时地、足额地跟进,这也是一个问题。

  只要我们心里有数,我们的股权比例可以控制在只能下降到什么程度,或者不能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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