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茜迪,女,云南玉溪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土地利用工程。*通信作者,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从事土地利用工程、建筑结构抗连续倒塌研究。
引文格式:杨茜迪,许文柳,孙艺荣.土地可持续利用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空耦合关系研究——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26,54(9):48-58.
土地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载体,其可持续利用是全球资源环境治理的核心议题。耕地非农化、生态用地缩减、景观破碎化等问题日益凸显,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水土流失、碳汇功能弱化等生态危机。广东省耕地非粮化率由2005年的48.47%上升至2019年的54.65%,珠三角核心区尤为显著。生态用地作为环境要素的重要组成内容之一,因受到建设用地快速扩张等人类活动的剧烈干扰,其破碎化不断加剧。近年来,黄河流域由于大、中型城市建设以及城乡融合等战略的实施,土地开发活动愈加频繁,导致各种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因此,如何协调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已成为推动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
可持续发展是解决资源紧缺、环境压力和社会公平问题的核心战略,也是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转型的关键。基于土地利用视角的土地可持续发展评估与宏观调控策略构建,是可持续发展研究体系中的重要分支领域。联合国粮农组织1976年颁布的《土地评价纲要》,推动了土地评价研究的规范化与科学化。1997年“可持续土地利用和管理信息系统”国际会议探讨了构建土地可持续评价指标体系需综合考虑经济、社会、环境3个方面。生态系统服务是指自然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直接或间接利益,分为供给、调节、文化、支持四大类服务。
研究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的关系对保护和维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且当前中国面临生态管理、空间规划多规合一的新态势,仍存在对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要素单一,缺乏对土地可持续利用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耦合研究。需构建面向土地系统管理、促进生态发展的量化指标,以引导生态资源管理与规划决策。然而现有评价方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利用可持续性内涵的支撑力不足,急需建立适配当前技术与数据条件的新型评价体系。
从经济、社会、生态三维度构建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体系,通过熵权TOPSIS法计算综合评价指数并结合障碍因子分析,同时运用当量因子法测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两者时空协同特征及演变规律。长江中游城市群示意见图1,2010—2023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利用情况见图2,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土地可持续利用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耦合协调程度的不同等级见表2。
注: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GS(2024)0650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注: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GS(2024)0650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整体时间特征分析。从图3可知: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可持续利用呈现多个“V型”波动特征。2010—2013年综合评价指数(LUSI)稳定在0.21~0.25,处于“初步可持续”状态,土地利用相对平衡;2014—2016年LUSI骤降至0.17~0.19,处于“不可持续”状态,主要因城镇化加速导致建设用地扩张,而生态保护政策尚未完善,耕地占补平衡执行不到位;2017—2023年LUSI反弹至0.21~0.27,2021年达峰值(0.27),重回并保持“初步可持续”状态。
通过准则层综合评价(图4)可得出,①经济可行性方面。经济可行性的波动本质是土地利用从“单一经济导向”向“多维可持续”转型的量化体现,反映经济、生态与社会价值的动态博弈。2010—2015年,经济可行性占比形成“上升—调整—再上升”周期,2015年占比达峰值,与《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实施期重合,体现城镇化和土地集约政策的经济效益;2016—2022年,经济可行性占比持续削弱,由于“三区三线”的耕地保护强化及生态红线约束,导致经济可行性的不断下降;2023年在“双碳”目标下,经济可行性占比回升,土地利用正由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②生态协调性方面。生态协调性占比呈三阶段演变特征:2010—2013年,生态协调性占比持续上升,反映初期生态保护意识觉醒与治理措施见效,并与经济可行性同步增长,印证可持续发展初期生态与经济的正向互动;2014—2016年,生态协调性占比首次下滑,因城市化加速导致土地开发强度增大,2016年发展短板集中暴露,充分印证 “先污染后治理” 的发展路径不具备可持续性;2017—2020年,生态协调性占比波动上升,2020年骤升,受长江大保护战略及“十四五”规划前期布局驱动,生态修复成效显著;2021—2023年,生态协调性占比持续波动,表明生态协调性仍面临周期性挑战,需警惕传统模式对生态空间的挤压。③社会可接受性方面。2010—2011年,由于宅基地改革政策调整使社会可接受性占比快速上升;2012—2015年,因征地补偿争议与农民权益保障不足导致社会可接受性占比首次下滑;2016—2019年,由于《土地管理法》的修订、生态移民政策支持,促使社会可接受性占比始终保持在40.00%以上;2020年,疫情导致土地流转停滞、就业岗位减少,可能对社会可接受性产生负面影响;2021—2023年,“三权分置”改革深化使社会可接受性占比达峰值,推动社会对土地多元利用模式接纳度提升。
根据土地可持续利用综合评价指数(LUSI)的计算与程度判别,得出长江中游城市群2010—2023年各市土地可持续利用水平综合评价结果,如表4、图5所示。
注: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GS(2024)0650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5 2010、2015、2020和2023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市土地可持续利用水平空间分布特征
空间特征分析。从表4、图5可以看出,2010—2023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可持续利用水平呈动态演变特征:2010年形成“双核驱动、多极滞后”格局,武汉、长沙领跑基本可持续状态,仅有5市达到基本可持续,岳阳等9市处于初步可持续,孝感等15市处于不可持续状态;2015年黄冈通过生态治理跃升至基本可持续,而长沙滑入初步可持续,仅有3市处于基本可持续状态,不可持续的城市增至22市,其余少部分城市处于初步可持续状态;2020年武汉市升至较高可持续状态,形成“一超多强”格局,不可持续的城市减少为9市,初步可持续的城市增加为16市;2023年鄂州市稳步提升,成为唯一较高可持续城市,基本可持续较少,仅有武汉市,其余城市均处于初步可持续和不可持续之间。
2010—2023年,城市间土地可持续利用水平极差从武汉与孝感的差距扩大至鄂州与咸宁,波动幅度加剧,发展路径逐渐分化。不可持续城市数量不断减少,初步可持续城市占比增加,整体水平提升。政策调控、技术革新与生态约束共同推动土地利用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阶段。
破解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可持续利用困境,关键在于以水资源承载力为空间规划核心,构建“资源增效-节水降耗”体系,实施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并推广节水技术产业;强化耕地保护红线,完善垃圾处理与资源利用体系,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破解土地可持续利用困境具体措施包括:鄱阳湖等粮食主产区推广滴灌与水肥一体化技术,新建工业项目100%配套雨水收集系统,并通过洞庭湖、鄱阳湖流域湿地修复与森林水源涵养带建设,增强自然蓄水能力,系统性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
该研究以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表为基础,结合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实际情况,采用粮食产量修正法测算该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进一步分析其时空分布特征。
时间变化上(表6),2010—2023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呈先升后降再稳步提升的波动趋势。2010年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处于相对低位,2014年攀升至峰值后逐步回落,2020年降至阶段性底部,2021—2023年呈现回升态势。这一演变反映了区域发展对林地、水域的生态压力及生态保护政策的修复成效,未来需加强林地、水域保护和草地生态恢复以促进生态经济协调发展。
空间分布上,该研究采用自然断点法将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划分为5个等级:低值(0~170亿元)、较低值(>170亿~290亿元)、中值(>290亿~420亿元)、较高值(>420亿~520亿元)、高值(>520亿~860亿元)。从图6可以看出,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高值区集中在鄱阳湖、洞庭湖等江河区,用地以水域、林地、草地为主;低值区集中在黄石、黄冈、萍乡、鹰潭等远离水域的城市,以耕地和建设用地为主。
注: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GS(2024)0650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6 2010、2015、2020和2023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分布
综上所述,生态系统服务需完善制度,补偿生态。针对生态补偿制度存在的区域不公平问题,构建“量化核算—差异补偿—市场运作—绩效联动”的全链条机制。以九江、常德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高值区为重点,建立鄱阳湖、洞庭湖流域跨省横向补偿机制通过经济激励与行政约束双轨并行,实现生态保护者与受益者的动态平衡。
根据耦合协调度(D)计算得出2010—2023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市土地可持续利用的耦合协调度水平,如图7所示。2010年,大部分区域深陷极度失调和严重失调状态,超半数城市值低于0.2,仅常德、鄂州等接近勉强协调;2015年进入波动调整期,孝感等城市显著提升,但武汉、长沙等核心城市出现倒退;2020年成为关键转折点,大部分城市D值突破0.1,武汉等跃升至初级协调;2023年全面优化至新高度,形成“整体协调、局部领先”格局。耦合度(C)持续提升,土地利用与生态服务相关性增强,但协调度(T)波动不显著,二者协同程度仍待提高。
注: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GS(2024)0650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7 2010、2015、2020和2023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市土地可持续利用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格局
针对协同发展困境,需构建“约束—转化—治理”方案:规划实施资源环境承载力与ESV评估双评价约束;培育生态康养及碳汇交易的转化;采取“智慧农田”解决粮食产量(C2)的问题,建焚烧厂破除垃圾无害化处理率(C10)的瓶颈,从而实现协同发展治理。通过多轨并进推动区域从被动修复转向主动共生,实现土地利用与生态价值双提升。
该研究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经济、社会、生态三维度构建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体系,通过熵权TOPSIS法计算综合评价指数并结合障碍因素分析,同时运用当量因子法测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系统解析土地可持续利用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空特征及演变规律。具体结论如下:
(1)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可持续利用水平2010—2013年处于初步可持续水平,2014—2016年因城镇化加速与生态保护缺位降至不可持续水平,2017年后经治理回升并稳定。经济、生态、社会三准则层始终保持动态博弈。空间上,不可持续城市数量不断减少,初步可持续城市占比增加,整体水平提升。
(2)2010—2023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呈先升后降再稳步提升的波动趋势,2014年达峰后2020年触底,2021年起回升,反映生态压力与保护政策的修复成效。空间上,高值区集中在鄱阳湖、洞庭湖等江河区,低值区在黄石、黄冈等远离水域的城市。
(3)长江中游城市群2010年超半数城市耦合协调度(D)低于0.2,深陷极度失调和严重失调;2015年波动调整,核心城市出现倒退;2020年关键转折,武汉等跃升至初级协调;2023年全面优化至“整体协调、局部领先”格局。耦合度(C)持续提升,相关性增强,但协调度(T)波动不显著,协同程度待提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