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复杂形势,2025年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发展,新旧动能转换中既有阵痛也有亮点。为进一步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宏观经济治理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既要推动经济质升量增,也要为未来预留政策空间。一是财政金融协同发力,有效释放内需潜力。二是以高质量城市更新为抓手,推动投资止跌回稳。三是创新宏观经济治理思路,加快修复微观主体资产负债表。
2025年我国GDP总量跃上140万亿元新台阶,顺利完成5.0%的增长目标,实现“十四五”圆满收官。部分领域供需关系有所改善,物价温和回升但仍低位运行,供给优化快于需求扩张。当前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攻坚期,传统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增长放缓,但服务消费、高技术产业投资等新兴动能积厚成势,有利于增强经济上行动力。
供给优化快于需求扩张。2025年7月以来,政府各部门通过调研座谈、协会倡议等多种方式,积极推进光伏、新能源汽车、互联网平台等领域“反内卷”,带动供给优化快于需求扩张。在供强需弱的格局下,本轮“反内卷”推动上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明显改善,但对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提振作用较为有限。生产端价格修复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在2025年同比增长0.6%,企业增收不增利困境有所改善。有效需求不足导致PPI降幅收窄向CPI增幅扩大的传导效应减弱,原因在于企业为了维护市场份额,通常不会大幅涨价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为巩固物价回暖势头,2026年1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加力扩大有效需求,有望推动经济“体温”回升。
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消费结构正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传统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呈阶段性负增长,高技术产业投资保持韧性。
一是商品零售有所增长,服务消费韧性显现。商务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突破50万亿元,达到50.1万亿元,增长3.7%。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2%,持续发挥了经济发展主引擎的作用。受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大宗耐用商品消费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家电、通讯器材和家具零售额分别增长了11%、20.9%和14.6%,乘用车零售量增加了3.8%。考虑到近两年普通耐用消费品需求释放较为充分,2026年以旧换新政策支持范围进一步拓展至智能产品购新补贴,培育智能消费新增长点。服务消费呈现较强韧性,2025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5%,增速连续4个月回升且快于商品零售,主要得益于文化体育、网络影视等消费新业态较为活跃。2026年将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推动增加优质服务供给,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二是三大投资同步减速,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较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3.8%,其中基础设施投资下降2.2%,制造业投资增长0.6%,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7.2%,这是经济转型发展中的阵痛。为缓解基础设施投资下行压力,2025年第四季度我国设立5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同时中央财政从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安排5000亿元用于补充地方财力,加力支持经济大省重大项目建设。民营企业是制造业发展的主力军,受资本回报率下降、经营预期偏弱等因素影响,制造业民间投资增速回落。同时,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实现较快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1—11月,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4.1%,占全部服务业投资的比重为5.4%,比上年同期提高0.6个百分点。其中,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29.6%,保持较强韧性和活力。
2026年,我国经济政策取向从“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转向“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其意义或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中美经济金融周期转向预留政策空间。若美国经济复苏超预期、通胀出现反弹,美联储可能推迟降息甚至重启加息。为避免中美利差倒挂幅度扩大,近期货币政策调控思路从总量刺激转向结构优化,通过结构性降息既推动落实国内重点发展任务,又为未来不确定性留出政策空间。二是把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动态平衡。在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逆周期调节的同时,要警惕政府债务扩张对中长期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以及宏观杠杆率攀升加剧宏观金融脆弱性。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估算,我国政府债务增长与实物资产形成之间的匹配度较高,债务可持续性更多面临流动性风险而非资不抵债风险。未来随着债务资金从“投资于物”更多转向“投资于人”,如何实现当期政府债务扩张与长期人力资本积累之间的跨周期平衡,成为增强财政可持续性的关键问题。三是兼顾短期需求管理与中长期结构性改革。逆周期调节旨在熨平短期经济波动,而跨周期调节则以系统思维加强前瞻性规划,兼顾经济短期的周期性波动与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以物价低迷成因为例,既有供强需弱、房地产市场调整等周期性因素,更为重要的是人口少子老龄化、国民收入分配失衡、技术进步引起结构性失业等结构性因素。因此,仅靠短期需求刺激政策难以有效提振物价,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协同推进短期宏观调控和中长期改革治理。
第一,财政金融协同发力,有效释放内需潜力。近期多部门联合出台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一方面,通过优化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加力提振消费。考虑到消费贷款贴息的受益群体是有借贷意愿且满足授信要求的消费者,而中低收入群体往往因借贷意愿不强、偿债能力不足,难以享受贷款贴息政策,建议对城乡低保、特困人员和长期就业困难人员,精准发放限定使用期限的数字消费红包,释放中低收入群体消费潜力。另一方面,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激发民间投资。考虑到目前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存量资本规模已经较大,仅靠财政资金继续加大资本投入已不现实,建议探索将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注资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支持范围,以减轻地方财政出资压力。
第二,以高质量城市更新为抓手,推动投资止跌回稳。随着城市发展从增量扩张进入存量提质阶段,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改造、老旧厂房改造、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等城市更新重点任务,成为稳投资、促消费的关键载体。其一,目前老旧小区改造主要由财政资金支持,建议通过盘活住房公积金、贷款贴息等方式,鼓励居民出资参与改造,在稳投资的同时提振家居建材、绿色智能消费。其二,靠前谋划跨区域、跨行业、综合性重大工程项目,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对于重点省份化债成效较好的市县,在严控新增隐性债务的前提下,优先支持产业带动性强、就业乘数高的基建投资。其三,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城市更新,探索“前期投资基金化、中期建设信贷化、后期运营证券化”的城市更新投融资模式,建立科学的定价机制、稳定的回报机制、灵活的退出机制,增强民间投资信心和活力。
第三,创新宏观经济治理思路,加快修复微观主体资产负债表。将政府部门存量财富向居民和企业部门适度转移,是激发消费和投资内生动能的有效举措。建议中央财政抓住低利率窗口期增发国债,锚定名义经济增长目标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在结构上更多向中低收入群体和服务业经营主体倾斜,货币政策同步创造有利环境降低财政资金成本。一是加快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围绕康养托育、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就业容量大、供需矛盾突出的行业领域,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重点群体,加大职业技能和创新创业培训力度,提高劳动者与就业岗位的适配度。引导居民财富从房地产向金融资产多元化配置,完善上市公司分红回购、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等制度安排。二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在养老、托育、教育、医疗及保障性住房等民生领域增加财政投入,划转更大比例的国有资本充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加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力度,缓解消费的后顾之忧。三是设立清欠专项再贷款。向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定向支持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和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激励国有企业带头解开“连环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