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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win·必赢(中国)唯一官方网站【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金融业对外开放按下“加速键”——访世界金融论坛高级研究员、中国银行原首席研究员宗良
发布时间:2025-11-22
 “十四五”时期,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按下“加速键”,在机构双向布局、市场互联互通、制度型开放及人民币国际化等领域均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全球金融治理贡献了中国力量。为深入解读“十四五”时期金融开放成就与实践经验,《中国金融家》记者对世界金融论坛高级研究员、中国银行原首席研究员宗良进行了专访,听他解读中国金融业究竟交出了一份怎样的开放答卷。  《中国金融家》:“十四五”时期,金融业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

  “十四五”时期,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按下“加速键”,在机构双向布局、市场互联互通、制度型开放及人民币国际化等领域均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全球金融治理贡献了中国力量。为深入解读“十四五”时期金融开放成就与实践经验,《中国金融家》记者对世界金融论坛高级研究员、中国银行原首席研究员宗良进行了专访,听他解读中国金融业究竟交出了一份怎样的开放答卷。

  《中国金融家》:“十四五”时期,金融业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多项开放措施迅速落地,请您谈谈过去五年,金融业对外开放取得了哪些进展,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一是金融机构“引进来”与“走出去”取得明显成效、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持续扩容。目前全球前50大银行有43家在华设立机构,40家最大的保险公司半数进入中国。中资银行海外布局取得重大进展,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明显增加,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重要支撑。

  跨境投资渠道不断拓宽,沪深港通、债券通、互换通机制持续优化,产品覆盖股票、债券、ETF及利率互换等多个类别。2021年债券通“南向通”开通,沪伦通扩展至德国、瑞士等欧洲市场,形成亚欧资本纽带。截至2025年7月,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股票、债券等资产超10万亿元,金融市场国际化水平显著提升。

  二是制度型开放实现历史性跨越。市场准入限制全面放宽,“十四五”时期我国逐步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等关键领域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外资可持有银保机构100%股权,实现完全控股。摩根大通、高盛等4家国际投行设立独资券商,贝莱德等9家资管巨头成立全资公募基金,外资独资保险公司相继落地。同时取消外资机构总资产规模、经营年限等数量型门槛,转向综合资质评估,国民待遇原则全面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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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人民币国际地位稳步提升。人民币已成为我国对外收支第一大结算货币、全球前三大贸易融资和支付货币,在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权重位列第三。“十四五”期间,人民币跨境使用占比从16%提升到30%左右。货币互换资金使用增多为贸易投资提供稳定流动性支撑。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健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覆盖189个国家和地区,与32个国家和地区签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清算行网络持续扩大。目前已基本建成多渠道、广覆盖、安全高效的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网络,移动支付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四是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市场吸引力不断增强。跨境贸易投融资便利化水平大幅提升,外汇管理“放管服”改革深化,直接投资实现基本可兑换。构建起涵盖CIPS、银联及第三方支付的多元化跨境支付体系,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领域潜力初显。同时,优化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管理,建立规范便利的流通机制,为外资机构运营提供制度保障。

  五是实现了金融开放与风险防控的动态平衡。在扩大开放的同时,跨境金融风险监测、评估和预警体系不断完善,风险防控能力同步增强。在全球金融形势比较严峻的背景下,保持了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同时,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推动区域金融安全网建设,在扩大开放中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实现了开放与安全的动态平衡。

  《中国金融家》:“十四五”时期,人民币国际地位稳步上升,人民币已成为我国对外收支第一大结算货币、全球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和支付货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位列第三。对于进一步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您有哪些建议?

  宗良:“十四五”以来,人民币国际地位实现跨越式提升,核心指标稳居全球前列。特别是人民币正从跨境使用向全球使用货币转变,为全球有关国家或地区提供一个新的货币选择。建议如下:

  一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向多功能、全球化迈进。持续推动人民币在支付结算、投融资、储备功能的全面提升。借鉴东盟地区合作经验,推动与主要贸易伙伴建立“人民币贸易融资绿色通道”,简化结算流程,降低汇兑成本。推动人民币从跨境使用货币向全球使用货币转变。重点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及拉美、非洲新兴市场,不断扩大协议资金的使用。扩大人民币在大宗商品、跨境电商等领域的跨境与全球使用。

  二是推动跨境支付设施的升级。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已成为连接全球人民币资金流动的“主动脉”。可考虑对参与跨境支付系统建设运营的金融机构和企业,适当给予税收优惠、运营补贴等政策扶持,完善配套融资机制,支持开发性金融机构为相关项目提供长期低成本资金。持续加大业务和技术支撑力度,扩大系统参与机构覆盖面,吸引更多境外银行和金融机构接入,同时要加快技术创新步伐,探索新兴技术在跨境支付领域的应用场景。

  三是强化离岸市场枢纽功能、形成在岸离岸协同发展新格局。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扩大人民币存款、债券等产品规模,截至今年7月末,香港人民币存款余额约9382.3亿元人民币。同步推进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市场建设,通过“内外分离”模式提供多元化投融资服务,形成在岸离岸协同发展格局。

  《中国金融家》:制度型开放被视为“十四五”金融开放的核心特征,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全面取消,沪深港通、债券通等互联互通机制不断扩容,您认为这些制度突破对提升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吸引力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宗良:一是放宽准入为增强市场吸引力奠定了基础。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的全面取消,拓宽了国际资本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渠道。“十四五”期间新增核准13家外资控股证券基金期货机构来华展业兴业。准入环境的改善让外资机构得以充分发挥跨境服务与风险管理优势,瑞银等国际巨头通过QFII、沪深港通等平台深度布局,印证了政策红利释放的效果。准入开放传递出政策稳定的重要信号,持续增强中国对全球投资者的吸引力。

  二是互联互通畅通了资本流动渠道。沪深港通、债券通等机制扩容构建起跨境资本流动的“高速路”。北向资金近期呈现持续净流入的态势,北向资金持股市值稳步增长。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持股市值达到2.29万亿元,较一季度末增加超2%。债券市场更吸引境外机构持有4.35万亿元资产,近五年年均增速12%。

  三是构建双向开放的良性金融生态圈。形成“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开放良性循环。“十四五”期间269家企业境外上市,外资持有A股市值公司3.4万亿元,既为外资提供了多元投资标的,也让全球资本很好地分享了中国经济红利。双向互动助力中国市场规则与国际接轨,如境外上市备案制、沪伦通拓展至欧洲市场等举措,使A股成功纳入MSCI等国际指数,成为全球资产配置的重要高地。

  四是风险防控增强投资安全感。通过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研究引入金融交易税等工具,筑牢风险“防火墙”。这种“监管有边界、服务无国界”的制度环境,既打消了外资对市场稳定性的顾虑,也通过信息披露优化与退市机制完善,打造一个让资本 “进得来、留得住、自愿出”的放心环境。截至今年8月底,共有907家境外机构获得合格境外投资者资格,持股规模9493亿元。

  《中国金融家》:金融开放与风险防控始终相辅相成,“十四五”时期我国在加强跨境金融风险的监测、评估和预警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请您谈谈我国在平衡 “高水平开放”与“守住风险底线”之间积累了哪些经验?

  宗良:“十四五”时期,中国金融业在扩大开放与防控风险的动态平衡中稳步前行,既实现了开放能级的跃升,又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中国实践印证了开放与安全的辩证统一,为全球新兴经济体实现金融开放与风险防控的良性互动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一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根本保证。通过构建中央与地方的协同机制,形成风险防控合力。实践中重视平衡短期与长期、实体经济需求与金融体系健康、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从宏观视角把握经济与金融的辩证关系,为开放进程筑牢制度根基。

  二是构建宏观审慎与微观监管的协同机制是核心支撑。在宏观层面,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通过汇率弹性提升与市场调节机制发挥,增强应对资本流动冲击的能力。微观层面强化“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机制,金融监管总局等部门通过“五大监管”全面覆盖,筑牢了风险的“防火墙”。

  三是依托制度型开放与试点创新的双向赋能是关键路径。以全面取消外资持股比例限制、优化沪深港通等机制推进高水平开放,同时通过自贸区试点探索风险可控的开放模式。

  《中国金融家》:“十四五”时期,我国金融开放与实体经济开放的联动性显著增强,比如在自贸试验区、海南自贸港等区域开展了多项金融开放试点,直接服务于跨境贸易与投资便利化。这些区域试点的创新实践如何为全国层面的金融开放提供“试验田”价值?

  宗良:一是构建了与国际接轨的制度创新体系。区域试点率先突破规则壁垒,形成可推广的制度模板。上海自贸试验区落地全国首家外资独资人身保险公司,实现人身险外资股比限制从51%提至100%的率先突破,为全国取消外资寿险公司合资限制提供了实践参照。海南自贸港则通过EF账户体系与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中心的联动,打造“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资金流动模式,验证了跨境资金便利化与风险可控的平衡路径。这些探索将“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从理念转化为实际操作,为制度型开放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基础。

  二是打造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适配工具体系。试点区域聚焦实体经济需求,创新针对性金融产品,很好地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比如创设了相应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有力地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实践证明,金融开放与产业需求联系的加强,为实体经济走出去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是深入探索了开放与安全的平衡机制。试点区域构建的风险防控体系成为全国借鉴的标杆。上海自贸试验区依托FT账户立法与智能化监控系统,实现资金流动全流程可追溯;海南通过税收优惠与新增境外直投免税的政策组合,在吸引资金的同时筑牢风险防线。这种“监管沙盒”模式通过事前甄别、事中可控、事后处置的全链条管理,有效防范了跨境金融风险传染,为实现开放与风险防控的协同提供了成熟经验。

  四是升华了梯度推广与扩散的实践经验。试点成果通过分层复制实现全国价值。上海优化跨国公司资金池、数字人民币跨境应用等经验,已推广至其他自贸试验区;境外人士支付便利化等措施则直接覆盖全国。这种“区域试验—效果评估—全国推广”的梯度模式,既可有效做好风险防控,又确保创新成果快速转化为全国竞争力,彰显了“试验田”的核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