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新型离岸国际贸易业务”,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发展新型离岸贸易”,这是我国主动应对全球贸易秩序重塑、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举措。金融与贸易天然依存共生,尤其对上海而言,充分发挥金融功能、全面提升金融服务,支持新型离岸贸易在新起点上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强化上海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心协同联动的题中之义,是推动上海依托多重国家战略叠加优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的内在要求。
新型离岸贸易深度链接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支点
加快上海“五个中心”建设,是抢夺未来国际竞争制高点的主动仗,也是上海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主渠道。新型离岸贸易作为国际贸易专业化发展的高级形态,包括但不限于离岸转手买卖、全球采购、委托境外加工和承包境外工程等业态,在“三流分离”的同时,更具数字化和服务化特征,与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目标高度匹配,有利于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将成为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关键一环。
新型离岸贸易驱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功能升级。上海国际贸易中心自2020年基本建成以来,贸易枢纽功能持续增强,贸易发展能级不断提升,口岸进出口总额保持世界城市首位。特别是离岸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外贸新业态加快培育,服务业吸收外资占比多年保持60%以上。但与新加坡等城市相比,货物贸易便利化水平、服务贸易开放度、国际规则制定参与度方面仍有不小差距。新型离岸贸易能够补齐这些短板,以数字技术构建要素链接、产能链接、市场链接、规则链接,推动上海国际贸易中心从“物流节点”向“全球资源配置中心”转型升级。
新型离岸贸易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提升。贸易和金融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通过结算、融资和风险管理等功能深度链接。新型离岸贸易的数字化特征,带来全球资源非物理流动配置,与金融形成“基础设施共享—风险共担—利益共生”的强闭环,两者关系紧密性远超传统模式。着眼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目标,发展新型离岸贸易,可以促进跨境资金流动、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基础设施完善,从而提升金融市场开放度与外资参与度、国际定价权与市场影响力、国际金融规则对接程度、金融配套服务专业度,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制度型开放不断深化。
新型离岸贸易带动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形成。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长期稳定造成冲击,国内国际双循环面临梗阻。新型离岸贸易是有效应对外部冲击、实现贸易突围的有力武器。短期来看,由于商品或服务的采购销售均在关境外,境内公司负责跨境资金收付,有利于突破贸易壁垒与成本限制。长期来看,对制度型开放的探索,吸引跨国企业集聚,推动新兴产业加速发展,既有利于促进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完善,也有利于推动国内企业向高附加值环节转型、提升国际竞争力。
2020年新型离岸贸易试点以来,上海、海南等地先行先试,推出一系列创新举措,金融服务逐步拓展,生态建设逐步完善。2024年上海离岸贸易收付规模超1100亿美元。
制度型开放政策先行。制度型开放旨在构建与国际接轨的离岸贸易规则体系,降低跨境离岸交易壁垒。从国家层面看,《关于支持新型离岸国际贸易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21〕329号)围绕支持新型离岸国际贸易发展,从规范发展的角度,明确一系列银行展业原则。2024年4月,财政部、税务总局在上海自贸区及临港新片区试点印花税免征,次年推广至其他“有条件的地方”。从上海实践看,2021年出台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实施意见,致力于打造离岸贸易创新发展高地;同时推出离岸贸易“24条”支持措施,推动临港新片区加快建设新型国际贸易先行示范区;2025年6月临港新片区开展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以“离bwin官网岸专营子公司+免审单结算”为核心突破,将结算周期压缩至实时。完善自贸区分账核算机制,支持跨境离岸资金自由划转、本外币一体化结算,实现离岸与在岸业务风险隔离。截至2024年底,累计开立自由贸易账户17万个,本外币跨境收支、非居民企业跨境收支年均增速分别为30%和40%。
金融产品与服务升级。金融机构适应企业需求,优化事前准入机制,大力发展跨境金融和离岸金融。一是支持跨境结算与资金管理。打造“一点接入、全球响应”的全球服务体系,覆盖跨境结算、资金交易、跨境资金池、离岸加工贸易等场景,提供居民和非居民本外币一体化金融服务。二是创新贸易融资服务。打造跨境贸易和离岸贸易综合金融服务,提供保理、信用证、供应链融资等产品,依托FT账户安排人民币贷款份额,解决客户跨境融资难题。三是探索跨境数据应用。链接内外部平台,加强与数字应用实验室的合作,整合客户交易全景数据,探索无纸化结算、数字仓单、订单融资等产品,提升跨境金融服务效率。
要素平台与生态协同。新型离岸贸易从突破到放量增长,离不开数字化平台支持和金融要素市场协同,而上海具有明显的开放政策优势和市场环境优势。一是打造数字化要素平台。2021年推出全国首个直接整合境外数据以支持贸易真实性核验的平台——离岸通,2022年推出全国首个在线支持离岸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的综合服务平台——跨境通,两大平台通过加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优化离岸贸易发展环境,吸引跨国企业将离岸业务由境外主体向上海主体转移。二是构建高能级金融要素平台。上海黄金交易所国际板依托FT账户体系,为境外机构和个人提供以离岸人民币参与中国黄金市场的直接渠道。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建成全国首个国际原油跨境数字人民币结算系统,推动提升离岸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占比。临港新片区国际再保险登记交易中心2024年挂牌,2025年前7月场内交易保费规模、登记保费分别近40亿元、超842亿元,预计今年实现新突破,更好助力“走出去”企业在离岸贸易中避险。
虽然新型离岸贸易取得实质性突破,但规模化、常态化、规范化发展依然任重道远,其中制约发展的一大因素是金融服务生态建设仍有短板。
产品服务适配性不足。新型离岸贸易具有长链条、去单证化特征,与传统金融产品服务逻辑不匹配,降低企业跨境运营效率和融资可得性,可能倒逼新业态核心环节外流。主要体现在风控逻辑上,传统贸易金融以提单、装箱单等标准化单据及单据间的互相印证作为贸易真实性核验依据,但新型离岸贸易的货权转移常发生于供应链中间环节或第三方中转区域,单据链断裂导致金融机构的审查原则与弹性场景冲突。例如,某半导体企业因美国商务部出口管制新规,被迫在第三方国家机场完成货权转移,交易全程不涉及传统运输单据,导致跨境结算受阻。
监管政策协同性不足。现行政策体系滞后于新业态需求,“空白地带”与“模糊地带”并存,增加合规成本,抑制金融创新。资金管理存在刚性约束,特别是双同原则要求在同一家银行、采用同一币种办理收支结算,难以匹配企业灵活使用币种收支和融资的需求。比如,某跨国公司委托境外加工后,直接使用当地货币销售,与采购币种不一致,削弱离岸贸易财务效率。跨境支付规则模糊,难以适应虚拟仓单融资、多主体资金归集等复杂场景。财税支持力度不足,与国际主要离岸中心相比缺乏竞争力。比如,我国香港对离岸贸易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印花税;新加坡通过“全球贸易商计划”将税率降至5%-10%,取消印花税,同时调整商业银行离岸金融业务盈利税收为10%。
资源要素支撑性不足。新型离岸贸易发展依赖全球供应链控制力与专业化服务生态的协同支撑,我国这两方面均存在结构性短板。主要体现在,大宗商品资源定价权缺失,造成“大买家、弱议价”的矛盾格局,阻碍离岸转手买卖等高度依赖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贸易发展。核心产业国际比较优势不够,芯片、生物医药、工业软件等关键领域对外依存度高,导致芯片转口等离岸贸易环节利润大量外流;纺织、家电等传统产业虽然离岸贸易规模大,但缺乏对原材料采购和品牌渠道的控制力。专业服务机构和人才缺乏,全球税务筹划、跨境合规咨询等服务机构稀缺,国内律所对离岸贸易涉及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等规则熟悉度不足,精通国际金融、供应链管理、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储备不足。
上海是多重国家战略的承载地,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有条件有能力在新型离岸贸易领域引领示范,特别是依托国际金融、贸易乃至“五个中心”建设的协同联动,做强做优全球资源配置和定价功能,更好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
制度突破上引领,打造离岸贸易金融示范区。坚持把制度型开放作为发展新型离岸贸易的重要动力,落实习“五个重要”指示要求,做强临港新片区战略定位,积极延伸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试点领域,完善离岸与在岸市场联动机制,在提升上海跨境金融和离岸金融国际竞争力中发挥前沿阵地和示范引领作用。一是创新税收制度,推动离岸税制与国际接轨,探索多元补贴措施,避免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争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离岸税制协同。二是优化监管规则,完善推广“离岸专营子公司+免审单结算”模式,拓展试点企业、试点银行范围,实现结算便利化和效率与国际最高标准实质性接轨。三是构建高阶离岸金融体系,完善“跨境+离岸”新型账户体系,配套跨境结算、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汇率避险、人民币贸易融资、出口信用保险等全方位金融产品体系,打造高效、自由、安全的跨境资金流动生态。四是推动资本项下跨境投资交易便利化,探索在区域内逐步放开资本项下资金流动、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投资交易的限制,更好发挥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功能,更好满足跨境投资机构对离岸人民币投资交易和资产配置需求。
服务供给上引领,精准匹配市场主体金融需求。聚焦新型离岸贸易重点客群,打造全链条、全场景金融服务矩阵,赋能企业全球化布局。一是支持“走出去”企业。提升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性,联动“一带一路”中资金融机构提供融资与汇率避险服务。紧跟浦东2030年打造400家出海先锋企业的目标,配套综合性金融服务方案。二是服务跨国公司总部。搭建全球资金管理平台,支持境内外资金池灵活调拨,提升企业跨境运营效率。针对多币种结算需求,开发无本金交割远期(NDF)等衍生工具,提高汇率风险管理效率。三是赋能大宗商品企业。创新仓单质押融资、预付款融资等供应链产品,提升融资便捷性。以“上海金”“上海油”为抓手,建立大宗商品数据枢纽,助力企业提高资源定价权。四是培育数字贸易企业。简化数字服务贸易收付汇流程,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开发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数据资产证券化等创新工具,支持数字化产品出海。
科技赋能上引领,健全贸易金融基础设施。以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为战略驱动,深化区块链、隐私计算等数字技术应用,发挥航贸数链、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等平台功能,夯实适应新型离岸贸易金融的数字化新基建。一是加强统一大平台建设。链接整合各地核验平台数据,形成货物或服务可溯源、全流程数字化、数据口径一致、技术标准一致的新型离岸贸易数据中枢。二是构建智能化风控架构。针对贸易真实性核验、反欺诈、反洗钱等领域,构建智能体应用,增强地缘政治、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风险事件监测预警能力,动态调整风控策略。三是扩大数字人民币离岸应用。支持企业开通数字人民币离岸账户,突破跨境双向资金池额度限制。加大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协同应用力度,实现安全高效支付。
生态培育上引领,构建全球化协同网络。深化内外联动、区域协同、生态赋能,打造新型离岸贸易的服务网络,增强全球治理规则的融入和掌控能力,输出离岸金融“中国方案”。一是加强重点区域互联互通。强化与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际离岸枢纽和金融中心的协作,共建跨境人民币债券市场与数字贸易走廊。强化与“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协约国之间的交流,加快“一带一路”债券、绿色金融衍生品等工具创新。二是补足专业服务短板。开发“供应链金融+外汇避险”、货权转移保险等产品,降低企业海外经营风险。设立大宗商品离岸交易中心、跨境金融资产交易平台,设立跨境离岸贸易服务外包园区,引入国际税务筹划、跨境法律合规机构,建立离岸贸易争议仲裁中心。三是夯实人才培养基础。推动“金融+科技+法律”复合型人才建设,引进国际高端专业团队,建立离岸贸易人才认证体系,打通国际职业资格互认通道。